作者简介：林鸿潮，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18] Vgl.Karl Kormann, System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Staatsakte: Verwaltungs- und prozeßre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allgemeinen Theil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1910(Manuldruck 1925), S.199. [19] Karl Kormann, a.a.O, S.200. [20] Vgl.Karl Kormann, Beziehungen zwischen Justiz und Verwaltung, JöR 7(1913),14. [21] Karl Kormann, a.a.O, S.14 f ;Karl Kormann, Besprechung von Friedrich Stein, Grenzen und Beziehungen zwischen Justiz und Verwaltung, AöR 30(1913), 256. [22] Franz Knöpfle, Tatbestands- und Feststellungswirkung als Grundlage der Verbindlichkeit von gerichtlichen Entscheidungen und Verwaltungsakten, BayVBl 8(1982), 226. [23] Vgl.Fritz Fleiner, Institution des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3.Aufl.,1913,S.18 f; Walter Jellinek, Verwaltungsrecht,2.Aufl.,1929, S.16 ff.; Ernst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I, Allgmeiner Teil,10.Aufl.,1973,S.105 f. [24] BVerwGE 10,209 (211ff.); 11, 249 (251ff.). [25] Vgl.Max-Jürgen Seibert,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1989,S. 69 ff; Gerhard Sehnert, Die Bindungswirkung der Einkommensfeststellung 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trägers, NZS 9(2000), 439. [26] Hartmut Maurer/Christian 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9.Aufl.,2017, § 10,Rdn.20. [27] Vgl.Eisenmenger,in:Wolff/Bachof/Stober/Kluth,Verwaltungsrecht I,13 Aufl.,2017,§ 20,Rdn.53. [28] Vgl.Kopp/Ramsaue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17.Aufl.,2016, § 43,Rdn.19. [29] Vgl.Erbguth/Guckelberg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und Staatshaftungsrecht,9.Aufl.,2018,§ 13,Rdn.3; Schemmer, in: Bader/Ronellenfitsch,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mit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 und Verwaltungszustellungsgesetz, 2.Aufl.,2016, § 43,Rdn.29. [30] 不过也有少数学者主张，行政行为的存在与规制内容几乎难以区分，Vgl.Ruffert,in:Erichsen/ Ehlers(Hrsg.),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4.Aufl.,2010, § 22,Rdn.19. [31] Vgl.Kopp/Ramsauer (Fn.28), § 43,Rdn.24; Max-Jürgen Seibert (Fn.25), S.71 ff; Wolfgang Löwer, Funktion und Begriff des Verwaltungsakts, JuS 1980,805(806); Fritz Ossenbü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Verwaltung, JuS 1979,681(683). [32] Vgl.Jörn Ipsen, Verbindlichkeit, Bestandskraft und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Klärung, Die Verwaltung 17(1984), 176 ff. [33] Vgl.Michael Randak,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JuS 1(1992),37; Sachs, in: Stelkens/ Bonk/ 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9.Aufl.,2018, § 43,Rdn.137 ff. [34] Vgl.Franz Knöpfle (Fn.22), S.228 f. [35] Vgl.Jörn Ip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0.Aufl.,2017, § 10, Rdn.714c. [36] Vgl.Jürgen Fluck, Die Legalisierungswirkung von Genehmigungen als ein Zentralproblem öffentlich-rechtlicher Haftung für Altlasten, VerwArch 79(1988), 408 f;Franz-Josepf Peine, Legalisierungswirkung, JZ 1990,201(208 f); Jannis Broscheit, Rechtswirkungen von Genehmigungsfiktionen im Öffentlichen Recht,2016,S.99. [37] Ernst Forsthoff (Fn.23),S.253. [38] Vgl.Hartmut Maurer/Christian Waldhoff (Fn.26), § 10,Rdn.17 ff. [39] Vgl.Korte,in:Wolff/Bachof/Stober/Kluth,Verwaltungsrecht I,13 Aufl.,2017,§ 50,Rdn.12. [40] Vgl.Detlef Merten,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NJW 1983,1993(1996 f). [41] 联邦行政法院在2010年的一则判决中甚至将构成要件效力与实质存续力等同：诉讼期限经过的行政行为的存续力不仅包括形式存续力，也包括实质的（构成要件）效力，即行政行为作为其他国家机关决定的基础，Vgl.BVerwGE 136,119。因此，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实质上并非产生于行政行为自身，而是源自法律的有效规定，在无审查权的情形下，其他国家机关自是应将行政行为视作法律的具体化即法秩序的组成部分而受其拘束。
司法与行政的任务分配表明，对真实法律状态进行权威性、终局性的确认权原则上应属法院。二是禁止偏离或禁止矛盾（Widerspruchsverbot），这是指相关主体有义务接受已存在行政行为的内容，将其作为自身决定的基础，不得偏离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或与之相矛盾。如果说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分是诉讼途径特殊化以及提升各诉讼制度处理能力的必然要求，那么承认构成要件效力、主张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受行政行为的拘束则意味着逾越具体的诉讼系统界限。[80]而在行政行为存在生效附款时，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则相应延后。在德国，不仅理论上对于构成要件效力的构造内容争议较大，而且行政行为拘束民事法院的实践问题也并未形成标准的见解。
[63]《宪法》序言：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简言之，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是指行政行为以其存在事实及其规制内容对其他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公法主体的拘束作用。[xxix]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xxx]最高法院发布这一通知的背景是，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在审理厂方禁止员工外宿的规定是否合法时引用宪法，这一引用被学者认为是中国法院适用宪法保护自由权的第一案。这一规定为我国法院系统如何在裁判书中适用宪法确定了界限。但是，在家接受教育能否达到与在学校接受教育相同的效果，需要进行考察。该约定损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和劳动法规定，是无效约定，不受法律保护。
依据宪法的规定，在法律层面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包括作为刑事上的刑罚制度、作为刑事上的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处罚上的拘留和作为行政强制上的措施等。进入专题： 法院适用宪法 裁判文书 裁判依据 裁判理由 。
在此情形下，法院只能依据宪法上关于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条款，以阐明人身自由的价值、对人身自由限制的目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保留原则等，分析判断厂方作出的禁止员工外宿规定的合法性。这一学位授予体制违反了宪法，侵犯了其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故要求对《学位条例》规定的学位授予体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没有先例约束原则，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直接依据宪法审查判断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规范是否符合宪法，就面临着此法院认为某法律违反宪法拒绝适用而彼法院认为同一法律符合宪法予以适用的局面，如此一来，在一国之内，即无法保证法律效力的统一性和宪法秩序的统一性。因此，研究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问题，对于厘清对宪法的认识和法院的权能、统一裁判文书标准，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见董和平、秦前红主编：《宪法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除部分短期补习的以外，还有一些接受全日制教育。对王春立等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宪法并不直接调整这些民事关系，而是透过法律予以调整。
而法官在理解法律的内涵时，有时就有必要从宪法层面理解法律，而不能仅仅从法律层面理解法律。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规定，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
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法院认为，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并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及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
香港特区法院固有地拥有对香港法律的解释权，并通过基本法第158条获得对基本法中自治条例的完全解释权和非自治条款的部分解释权。第二，混淆了宪法的基本功能。2005年1月，建行平顶山分行以周香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通知其办理退休手续。如此，在案件的审理依据上才能做到正确、准确地适用法律，也才能真正完成司法功能。有的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在具体案件中直接引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可以强化宪法的权威，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5）宪法进入诉讼，有助于实现法治、民主、宪政等价值。
选举法第52条对于破坏选举的行为，规定了三项法律责任：（1）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以接受这样的教育，也可以接受那样的教育。
期待宪法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宪法就需要不计其数的条款。[viii]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于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认为此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等。
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借贷行为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遇到上述问题时，应当依照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建议。除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外，每项公民基本权利都具有特定的基本原理，诸如平等权原理、言论自由原理、财产权原理、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原理、人格尊严原理、受教育权原理等。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工厂关于禁止员工外宿的规定是否有效？黄埔区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厂方规定禁止员工外宿，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因此是无效的，应按照工伤处理。四是只提及宪法二字，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相关内容才能判定法院具体指向宪法中的哪一条款作为论证之依据。
法院必须先解决法律规范是否合宪这一问题，才能查到恰当的法律规范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v]（7）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13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470次会议通过、自2009年11月4日起施行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中未明确列明宪法[vi]。笔者认为，分析我国法院能否适用宪法，必须基于以下三点：（1）宪法性质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主要功能是规范公权力。
（2）宪法的一些实在内容具有可诉性。[iv]（6）据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向全国各级法院发布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法院裁判文书一律不得引用宪法。
王春立等其中的15人不服一审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予以受理。[xvii] 要求与建议的区别在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查要求，则合宪性审查机关直接进入审查程序，而地方法院提出审查建议，先需要进行初步审查，再决定是否进入正式的审查程序。如果法院直接依据宪法的规定作为案件的裁判依据，则法院又不具备适用的基本条件。[xxviii]第二，混淆了宪法的功能与法律的功能。
（3）实施破坏选举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xxiv]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两例法院裁判中，既不是以宪法规定理解法律规范的内涵，也不是以宪法规定判断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而是将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同时并用作为裁判的依据。例如，同样是人民主权原则，其理论渊源和基本内涵即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xxxii]对此判断的权力应当属于教育权的范畴，而非司法权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